錶

　　■本報記者 張駿
　　記者：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，對於基層來說意義在哪裡？
　　莫負春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，基礎在基層，工作重點也在基層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為基層依法治理指明瞭方向。我們要在國家法制統一前提下，探索推進基層依法治理，不斷提升城區法治化水平。
　　【依法執政】
　　群眾工作也要法治化
　　記者：如何理解黨的領導和法治的關係?
　　莫負春：確實，時代在進步，社會在變化，黨的執政方式也需要不斷改進。當前社會結構分化，人員流動速度加快，利益訴求差異加大，社會形態總體呈現為陌生人社會，傳統熟人社會的治理方式和計劃經濟下單位人的治理模式難以為繼，以普遍性、規範性為特征的依法治理成為必然選擇。對於地方黨委來說，關鍵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“四個善於”要求，努力以法治方式和民主協商方式，把黨的主張依法落實到治國理政全過程各方面。
　　這裡面的核心問題是，黨委怎麼來依法決策。要健全依法決策機制，比如探索建立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，凡未經合法性審查或者經審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討論，確保決策制度科學、程序正當、過程公開、責任明確。另外，黨委發揮“總攬全局，協調各方”作用，要同支持人大、政府、政協、審判機關、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統一起來。我們推進全委會改革，實行重點工作和重點制度向全委會專題報告和專題審議制度，建立了區委書記、區長、區委副書記與區人大、區政協領導溝通協商例會制度，擴大決策前的民主協商。
　　記者：也就是說，黨委要以法治方式開展工作？
　　莫負春：以法治的方式開展工作至關重要。比如做群眾工作，以往黨組織習慣了依靠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，新形勢下還要靠法治的方法，靠法治所具有的普遍適用性和規範性。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，大家都下基層聽意見，那麼這些舉動有法律法規依據嗎？我們去翻找，發現 《黨代表任期制暫行條例》、《人大代表法》、《政協章程》等法律規章中，都明確規定了黨代表、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繫群眾、聽取和反映他們意見的義務，公務員就更不用說了。很明顯，這不僅是黨的號召和要求，更是法律的要求。於是，我們制定了黨的群眾工作制度化的實施意見，把運動式“下基層”還原為“法律的義務”，通過組團式服務把黨的群眾工作和各方依法履職結合起來，其規範性和有效性就有了保障。
　　【依法行政】
　　確保權力在法治軌道運行
　　記者：確保政府依法行政，當前重點是什麼？
　　莫負春：首先是依法確權，就是要搞清楚權力的邊界在哪裡。現在區政府職能部門和各街鎮都在對權責進行清理，編織權力清單，向社會公示。有了權力清單，還要有清單的執行評估制度，對“行政亂作為、不作為、慢作為”要依法追究，確保“法無授權不可為、法定職責必須為、法定時限按時為”，要以權力的規制，激發市場動力，釋放社會活力。
　　其次是依法治權。根據問題導向，以事論事、以事論制、以事論責。要從以往管理存在的問題中，有針對性地找到解決方案，建立制度，並確定相關部門的職責。比如，政府性投資項目實行代建制。以往建管合一，可能出現因不懂建設導致工程項目不合格、甚至出現權力尋租等問題，現在我們規定，對投資額100萬元及以上的政府投資基建工程，全部實行代建制，通過引入專業化、社會化代建單位，既杜絕尋租的機會，也提高建管水平和工作效率。
　　最後是依法督權。發揮人大依法決策、依法監督職能。徐匯區制定了相關辦法，區政府重大事項及重大決策出台前向區人大常委會報告，按照審議決定、審議、聽取專項報告、備案審查和備案5個層次細化報告制度。
　　【依法治理】
　　發揮“軟法之治”作用
　　記者：基層社會治理中，法治如何體現？
　　莫負春：基層依法治理，說到底，就是如何依法協調社會關係、規範社會行為的問題。面對各種社會矛盾時，我們要始終堅持法律底線，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，努力實現群眾的利益訴求。徐匯實施了重大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，並對重大決策和重大項目，做到“三個窮盡”，即“窮盡法律規定的程序，窮盡方案優化的可能，窮盡群眾工作的努力”。
　　守住法律底線，還要重視司法裁判和居中調解的作用，堅持司法審判對於矛盾糾紛處理的終局性，發揮第三方在社會調解中的獨立性、專業性作用。比如，徐匯區域內醫院多，醫患矛盾也多。我們成立了醫患糾紛調解委員會，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，參與矛盾糾紛化解，取得了顯著效果。
　　記者：居民在基層依法治理中能做些什麼？
　　莫負春：社區要有“軟法之治”。基層社會治理中，會遇到居民間小矛盾、相鄰糾紛，像停車、養狗等問題，“硬性”的法律規定不太適用。這時要發揮市民公約、鄉規民約、行業規章、社團章程等社會規範的作用，這類規範在法學界被稱為“軟法”，能彌補硬法治理的缺陷，豐富法治實踐的內涵。像江南新村《船長俱樂部管理制度》、梅隴三村《綠主婦議事會章程》等就是很好的例子。當然，自治共治的前提必須是在法律框架內。　　（原標題：依法治國，基礎在基層）